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旨在监管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大部分后续行动仍需要美国立法者采取行动，以及科技公司的自愿配合。
拜登的行政命令指示美国政府机构制定测试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指导方针，包括让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为“红队测试”设定基准。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Sarah Kreps表示：“这份行政命令以及美国政府对它的讨论表明，美国有意成为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最积极主动的国家。”
Kreps表示，拜登的行政命令恰好在英国政府召开人工智能峰会之前发布，这可能“并非巧合”。但她警告说，除非美国国会能够促使两党立法并提供资源支持，否则单凭这一行政命令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她认为，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年，这种假设不太可能实现。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Emmie Hine表示，这遵循了拜登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采取的非约束性行动的趋势。去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最近还征求了开发人工智能的大公司的意愿。
这一行政命令的一个潜在影响部分涵盖了基础模型——在庞大数据集上训练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如果它们“对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或国家公共卫生和安全构成严重风险”。该命令使用了另一项名为《国防生产法》的立法，要求开发此类人工智能的公司将训练人工智能的过程通知政府，并分享所有红队安全测试的结果。
这些人工智能可能包括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背后的GPT-3.5和GPT-4模型，谷歌公司开发的支持该公司Bard AI聊天机器人的PaLM 2模型，以及Stability AI公司开发的用于生成图像的Stable Diffusion模型。Hine表示：“这将迫使那些关于模型如何运作一直很封闭的公司打开自己的黑匣子。”
不过，Hine强调，当涉及到美国政府如何定义哪些基础模型构成“严重风险”时，可能“细节决定成败”。同样，Kreps质疑行政命令措辞的“限定性”和“模棱两可”，它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定义“基础模型”，以及由谁来确定什么是威胁。
美国缺乏欧盟那种强有力的数据保护法律。Hine说，类似的法律可以支持人工智能法规。“美国拥有人工智能开发的优势，但它没有很多可以依赖的具体监管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