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特征，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国际格局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深度运用，需要全面认识其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动力。
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仅自身在快速发展，而且与其他领域紧密互动、融合创新，给我国国家治理带来广泛影响。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国家治理中的上下互动、相互协调等提供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带来技术规范、科技伦理和社会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自身也成为新的治理对象，需及时制定规范，引导其有序发展。我们可以从信息传递、治理结构、沟通方式三个方面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影响。
新一代人工智能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人工智能是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应用数据并产生新数据的强大工具。特别是融合了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等诸多信息形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模型、大算力支持下可以实时完成数据分析、生成成果并即时发布，在以秒为单位的时间内完成面向全球的信息发布与传递，极大提高信息分析与传递效率，对提高工作效率和治理效能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高效、即时的信息传递方式对提高治理的精准性也有较大价值。比如，一些城市运行的数据大脑，基于人工智能强大的算法和技术，对100多种交通乱象进行分析，找出规律性，判断交通的堵点、乱点和事故隐患，并不断优化交通信号灯的配时方案，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支撑下，加速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过程，及时获取准确数据和信息，可以作出更科学的决策，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引发治理结构变革。例如，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凭借海量数据、超级算力和智慧功能打造出多种多样的平台或服务界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将改变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以智能化、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构建起新的治理结构。以往人们办事，需要自己找对相关部门。通过智能化平台，人们只需明确自己要办什么事，便能实现与相关部门的对接。以往人们办理一件事可能需要跑几个部门，而智能化平台可以高效协调各部门，实现全时空、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服务，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提高行政能力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关注并深刻理解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对技术发展作出及时、有效、合理的回应。比如一些城市推行的“一网统管”改革，使用数字技术感知城市运行，通过加强部门协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构建起“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面向未来，可积极探索，逐步积累经验，构建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趋势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整体效能。
新一代人工智能催生新的沟通方式。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科研、贸易、交通、医疗等诸多场景中改变人们沟通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人工智能通用型技术的重大突破，正引发新一轮智能化浪潮。其“活字典”、移动的“大百科全书”的特性，加上越来越接近人类水平的语言理解和生产能力，让其“答复”既有常识性，又呈现出集成创新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商用搜索引擎和办公软件等诸多方面的应用及迭代升级，让人们看到将其引入政务服务平台的广阔前景。未来，人机界面沟通方式将极大提高数字政府的办公效率。它可以调用数字政府后台大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向决策者呈现全面、准确、客观的数据与规范性分析报告，甚至可能助力决策者实现全息的决策科学分析。引入和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改进决策流程并提高决策效率。“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加快构建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决策机制”。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多场景的人机界面、线上沟通、远程办理等政务功能，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大幅提高决策与执行效率，为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治理挑战也不容忽视。比如，数据泄露、技术滥用等问题，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数字化进程中由公众数字能力差异引发的数字鸿沟问题，也会给社会公平带来挑战。因此，要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努力实现规范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把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更好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和效能。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